作者：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树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博士韩建旭

  习曾强调，“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这些论断一方面说明了网络技术水平是衡量新时代网络强国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要继续在网络技术研发方面下大力气。

  自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就开始探索计算机芯片等技术产品的研发，并借助后发优势，吸收和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信息化发展。在新的时期，中国要建设网络强国，则需要在互联网领域持续创新，真正掌握互联网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

  互联网技术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

  基础技术、通用技术是具有基础性、通用性的网络信息技术。所谓基础，意味着没有这些技术作支撑，中高端网络信息技术就难以得到发展，只有前者实现突破，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才能推动后者强劲发展。所谓通用，就是说这些技术带有普遍性，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的关系最为密切，肩负着使互联网得到普遍使用的责任，决定着互联网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决定着互联网能不能得到普及、如何普及、普及后的效果又是如何，决定着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融合度。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互联网基础技术、通用技术的研发，为建设网络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是富有自身特色、能够在关键环节或关键时刻出奇制胜的网络信息技术。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的技术优势，但如果拥有了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技术，也就具备了竞争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保证网络安全、维护自身在互联网空间的合法利益，必须得掌握一定的“杀手锏”，使之能够缓解在互联网竞争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和处境。因此，我们一定要采取赶超战略，加快研制出具有独特优势战略技术，抢占国际网络技术的制高点。

  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是网络信息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的技术。所谓的前沿，一定是对传统技术的颠覆和创新，是未来新技术和新兴起的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种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创造能力及市场活力，影响着一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对于保持自身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要抓住互联网带来的历史机遇，仅仅依靠传统的、现有的互联网技术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互联网技术，在这些技术萌发之初就予以推进，使我国成为技术赛场和规则的主导者、制定者。

  一是我们需要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地推进互联网前沿战略性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基础民用技术等的创新。当然，坚持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守与排外。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需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深入开展国际互联网技术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全球技术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有些技术如果从零开始，反而会提高开发成本，浪费时间和金钱，增加产品的不稳定性。这就需要对技术做全方位的认识，区分出哪些技术可以引进吸收，哪些技术适合合作开发，哪些技术必须自主创新。

  二是要以公有制网信企业为主导，同时发挥好非公有制网信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离不开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推动作用。同样，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两者都应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承担者和实践者。

  一方面，要积极依靠公有制网信企业的创新力量。必须鼓励它们勇担技术创新和研发主力军的使命，加强战略、技术、标准、市场等沟通协作，同时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实验室体系。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民营、外资等非公有网信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要发挥他们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作用。要采取更为宽松的审批、融资、税收政策，广泛吸引内资、外资进行创新创业活动，解决好中小微非公有制网信企业融资难、税负重等问题，不断完善网信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互联网技术发明专利，建立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规避安全风险，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三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打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链、应用链、价值链，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民生领域应用广泛结合，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高效结合，使互联网技术在发展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网络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